小杨的博客

摘　要：文章结合郁达夫小说多以失意落魂、忧郁自卑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进行大胆的自我暴露，富于浪漫主义的感伤气息，笔调洒脱自然，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的特点，并联系他的主要作品，对“零余者”形象加以剖析，挖掘其历史渊源，对其蕴含的内涵和价值作出评价，引导读者进行反思。

关键词：郁达夫；零余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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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一生著述颇丰，尤以小说著称。他的小说常常以自己的遭遇和经历作为素材，忠实地勾勒出自己生活的纯真和个性的解放。打开他的小说集，我们可以感觉到其中所具有的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但是作者并非简单复制“自我”的历史，而是自我率真的剖露，是浸染了文学色彩、升华了的“自我”。 他的小说多以失意落魄、忧郁自卑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往往大胆地进行自我暴露，富于浪漫主义的感伤气息，笔调洒脱自然，语言清新优美，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

在郁达夫的笔下，他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零余者”，如《沉沦》中的“他”，《南迁》中的“伊人”，《茫茫夜》和《风铃》等篇中的于质夫，《过去》中的李白时，《迷羊》中的王介成，《烟影》中的文朴……这些“零余者”形象在世界文学画廊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形象。所谓“零余者”即“多余人”，原指19世纪俄国文学中产生的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的沙皇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又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因而自暴自弃，在游戏人生中浪抛生命，成为社会的“多余人”。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等就是这一类代表人物。本文将结合郁达夫的小说，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零余者”的形象。

一、忧郁、自卑的内心世界

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忧郁、孤独、自卑、敏感，他们经济拮据，而更致命的是精神贫乏。他们虽有强烈的欲望，却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毅力和行动。现实的一切都是触动他们愁绪的因子。他们的悲鸣透着渴求，夹着热望。忧郁自卑和变态的心理的后面是期待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和真挚的爱。而理想的破灭，生活的贫穷，使他们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只是诉说压抑的心灵感伤和绝望中的痛楚，诉说人的个性在社会的强力压迫下的扭曲以及自我价值得不到社会认同的悲哀。

《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代表作，主人公“他”是一个留学日本的青年，他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渴望着和追求着真挚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但受到“弱国子民”的身份拖累，令他的热情备受轻侮和嘲弄，形影相吊，孤冷而空虚，忧郁症如蛛丝缠体，拂之不去。他不甘沉沦，却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怀着“同兔儿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在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随后又顾影自怜，回望神州，疾呼“祖国快快富强”，在大海的波涛中自求毁灭。这就是郁达夫小说中自我形象每每出现的生活和心灵的三部曲：追求合理的人生——合理追求的幻灭——终至沉沦和自戕。《烟影》中的文朴，似乎比《沉沦》中的“他”变老了。烽火连天和穷困潦倒，使得这个飘零游子北不能顾妻室，南不能归故里。他哀痛自己的妻离子散，诅咒“匪不像匪，兵不像兵”的军阀“比禽兽还不如”。当他以穷酸之身，凄然返故里时，却受家人的埋怨。这颗充满伤痕的心遂把人生视若烟影，平日曾发誓禁欲养身的他，如今却借烟麻醉，借酒浇愁，对患了咯血症的病躯实行自戕了。这就是一个个追求合理的人生而不得、不甘沉沦而不可的真实写照。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最为突出的是“自卑情结”。他们在异性面前对自己的经济贫困和地位低下过于敏感，对传统观念和现实因素的阻碍畏之如虎，对自我缺少充分认识和把握。他们悲切地埋藏自己的爱，逃避于自己幻想所创造的完美世界之内，把现实的痛苦掩藏于虚幻偏执狂的白日梦中。请看郁达夫徜徉于纸上自卑、忧郁的情绪及低回伤感的情调：“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心，都是伤心的种子。”(《茫茫夜》)“天生胆怯，从小就害着自卑狂的我——从不敢自家吹一点小小的气焰。”(《茑萝行》)这种“自卑情结”不仅仅是作者心理特征的投影，同样也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子民”地位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缩影。

二、生活与时代的苦闷

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大都从国外的高等学校以优异的成绩肄业，他们较早地接受了西方进步的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怀着一颗知识救国的雄心回到祖国，梦想将自己的知识奉献给贫穷而落后的祖国。但是，在一个庸俗、贪婪、以权贵为中心，视知识为粪土的社会，“中国的社会不但不知道学问是什么，简直把学校里出生的人看的如同野马尘埃一般的小。”(《空虚》)他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茑萝行》中的“我”在上海，顶着烈日奔波了几个月，寻找职业四处碰壁，所到之处“不是说我没有声望，就是嫌我脾气太大，不善趋奉他们的旨意，不愿意用我”，职业没有找到，回乡的旅费又用完了，只得滞留他乡。成为一个有家归不得的无根浪人。更深一层的原因在《茑萝行》中表现的更为充分，那就是“汝当衣锦归，否则永莫回”。这个自以为有精神、有理想的青年，因不善交游，不善钻营，在社会上找不到职业，以至于鼓不起勇气回乡面对他那期望正殷的家人，他的矛盾和心态，在《零余者》里表现得更为清楚：“——啊啊，我读书学术，到了现在，还不能做出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就是这几块钱，还是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除了嗟叹自己羞辱门楣，背负不孝子的恶名外，“我”和妻子的关系，更使他的矛盾加剧。“我”是因妻子的“父母日目的催促，我的母亲含泪的规劝，勉强应承与你结婚。”勉强的结合给双方带来了痛苦，生性懦弱的“我”。过去在社会上受到的欺辱，回家总要在妻子身上发泄，“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头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为什么人在这里做牛马的呀。要只有我一个人，我何处不可去，我何苦要在这死地方做苦工呢!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这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世上的呀……”然而他的妻子性情温顺，任劳任怨，不置一词的精神，更使他起了强烈的自责和自卑之心。惟爱情主义的他，面对着他“不能爱却不得不爱的妻子”，变成了一个不知所从，性格分裂的人。他只得尽量逃避，不敢回家，一再称自己为“生则与世无补，死亦与世无损的零余者。”所以，当工厂女工陈二妹(《春风沉醉的晚上》)见到“我”到处游荡时，很关怀地问他：“你家在什么地方?何以不回家去”的时候，他变得哑口无言，感慨万千。她问到了这里，我忽而感觉到我自己的现状了。因为自去年以来，我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么人’，‘我现在所处的是怎样一种境遇’，‘我的心里是悲还是喜这些观念都忘掉了。’很显然，“我”并没有真正忘掉他的处境，他是无时无刻不在反省自己存在的意义，只是在重重矛盾底下，他看不到一点儿出路，感到麻木罢了。

郁达夫笔下的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主人公，他们有着比常人更为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在异国的土地上，弱国子民的地位使他们到处受到歧视，受到侮辱。正如《沉沦》中的“他”，当有人问他“你府上是什么地方?”时，他仿佛是站在断头台上一般，张慌失措，脸红心跳。”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践贼还更难听”。正因为如此，他生活在异国“觉得孤独的很”。主要原因是他深切地感受到祖国没有地位，因而自己在各方面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他甚至觉得学了知识也没有用处，他经常感慨：“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起来，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直到最后，他心力交瘁，决定沉沦于海的时候，还发出了满腔的悲愤，面对隔岸的故国喊到：“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表现了主人公对祖国孱弱的忧心和焦急。这种对祖国很深切的感情也表现在其他作品中。如《杨梅烧酒》中的“他”，在国外学的是应用化学，只想学成回国后用所学的知识建一座小小的工厂，来实现他报效祖国的小小理想。但是，在那个丑恶的、冷酷的社会，他虽有满腹学问，却不能施展才能，实现自己建一座小小玻璃工厂的美梦，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在一所小学校里任教，暑假还要在英算补习班里吃粉笔灰。主人公们强烈的爱国之情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势力非常强大；另一方面也与他们软弱的性格不无关系，他们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在残酷的斗争遇到挫折便退缩下来，不堪一击，没有坚定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一方面自责自己无用，一方面又为自己开脱：“什么富国强兵，什么平和安乐，都是一班野兽，于饱食之余，在暖梦里织出来的回文锦字。像我这样生性，在我这样境遇的闲人，更有什么可想，什么可做呢?”(《北国的微音》)对于国家人事，他信心尽丧，只剩下对自己的嘲弄：“少年的血气干萎无遗的目下的我，那里还有同从前那么的爱国热忱，我已经不是chauvinists(盲目的爱国者)了”(《空虚》)理想的破灭，事业的受挫，使他的心中积压着沉重的怀才不遇和报国无门的苦闷和怨恨。

三、双重人格的道德观念

“零余者”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双重人格”。“五四”时期，个体人格和自我价值成为文化思想界的聚焦点。因而在郁达夫作品中“零余者”的人格，受到作者的关注和青睐。许多截然相反的二重人格，自卑与自尊、忧郁与旷达、卑微与豪爽，都盘根错节地统一在“零余者”的身上，凸现其形象，从而强化其魅力，使得“零余者”这人物性格的二重结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既有向善的焦躁，也有贪恶的苦闷，既寻求感官刺激和精神麻痹而又自我谴责。

王国维曾经说过，人生充满欲望，由欲望引起追寻，追寻的途中由过恶而产生痛苦，由痛苦而产生忏悔的情绪，由忏悔之情的荡涤，陷于泥淖的灵魂得以净化、升腾。在《迟桂花》里，有一段关于“我”的情爱的欲求升华为爱情（广义的爱）的写照，“我刚才的一念邪心，几乎要使我犯下这个大罪了，以后请你当我作大哥一样那么的看待，你若有急有难，有不了的事情，我总情愿以死来代替着您。”作品在表现二重人格的同时，也写出了自我内心道德的制约和外界因素的净化。这里表现的心理升华过程，是一个动人的挣扎过程，是美——丑、善——恶二双重人格拼搏的过程，是一个“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双重欲求而不可得的双重苦闷的过程，并经过净化和升华，达到新的“自我”的过程。

郁达夫作品所呈现的道德观念，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比较宽松。在“零余者”形象中，往往存在新旧道德的兼容。郁达夫深受封建士大夫的名士风度影响，风流自赏，落拓不羁，对郁达夫来说，传统士大夫的酗酒、女人，与新道德对爱情、浪漫的向往、追求往往融在一起，难分难离。于是，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从不隐讳对金钱、女人和地位的欲望，他们甚至嫖娼狎妓，虽然也不时自省自责，然而却还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开脱的理由。

四、性的追求和变态心理

性和性爱的描写在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中占有很大的成分。青春期性的苦闷和爱情的苦闷背后蕴含着纷繁复杂的人性和社会文化，其中主要表现的正是文化裂变期人的意识觉醒后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中挣扎的一代青年独特的处境和命运。郁达夫以他的切身感受把握了这一点，并大胆地表现了这一点。在《沉沦》里，郁达夫表现了“零余者”陷入爱情的困境、性的困境、进而陷入性的堕落，在《茑萝行》里则表现了“零余者”是怎样陷入婚姻困境的。我们且将其视为郁达夫对封建文化专制和封建道德虚伪的禁欲主义的一种自觉的叛逆和挑战。这种叛逆的挑战引起一代觉醒的青年人的强烈共鸣。这同时显示了“零余者”的形象与传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显然有异的特质。

郁达夫精于心理描写，对主人公的变态心理，特别是性的变态心理，他更大胆做了深刻的描写。从《沉沦》开始，以至后来的《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作品中，郁达夫的笔锋像一把奇异的解剖刀，不直接去解剖罪恶的社会，而是把社会的恶——病态环境下的变态灵魂，赤裸裸地显露在读者面前。在作者的笔下不仅写出了男子在女性面前的慌乱失态，青年人朦胧的冲动，暖昧的欲望，微妙的心境，而且更擅长通过描写人物的变态性心理，来揭示非人性的封建伦理纲常对于人的自然天性的压抑。这些不但揭示了主人公心灵的破碎，同时也展示了朦胧复杂的苦闷转移为变态情爱的过程。在这种变态性心理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中，无论是儒家的礼教纲常为人们构建的心狱，还是道家以清静无为向人们显示的幻境，或者是中国封建观念体系的凝滞的性心理意识，都极大地摧残与压抑了自我的自然欲求，使人的本性遭到扭曲，变得软弱、卑微、病态，最终形成变态的性心理行为。作者在作品中大胆而率直地剖析“零余者”的变态情爱，以“性的烦闷”表达“生的烦闷”，有力揭示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曲折地反映出“零余者”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 在社会的强力压迫下，“零余者”对现实感到失望和厌倦，心灵的寂寞和追求的动摇，用变态的、低下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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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作为“五四”时期的优秀文学家，他关心的主要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广阔性和多样性，而是表达主观世界的强烈性和集中性。在“五四”文化背景下，郁达夫敢于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大胆掘进人的深层心理意识。在其本质意识上是对人自身的反思。郁达夫通过“零余者”形象系列所作的反思和审视，是现代人对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和肯定，是对封闭保守的封建文学的反抗，也是对人道主义复归的深情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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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名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 刘增安，零余者与女性——郁达夫小说论，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 宋国胜，郁达夫的“自卑情结”及其小说创作，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0期。

[4] 于宁志，郁达夫小说中的“忏悔情绪”，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5] 黄裔，郁达夫与传统理欲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第1期。